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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颠覆:技术融合与组织系统驱动社会转型

2021-06-22 14:42:00 5e   作者: 镜清 编译  

“重新思考颠覆”是《重新思考人类》报告的第1部分[1]。说服读者承认“技术融合与组织体系驱动社会转型”而不是其他,需要拿出真凭实据,要有令人折服的观察与思考。

重要的是阐述“颠覆”式科技观念,为突破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描述建立的一个架构。用“古往今来”的事物发展规律证实这种观念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这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认识和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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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手机怎么颠覆了石油行业?

2007年1月,当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在旧金山苹果世界(Macworld)大会上发布第一代苹果手机(iPhone)时,满怀期待的人群全是技术人员、通讯专家和苹果的忠实粉丝。

石油公司的高管们却不见踪影。因为谁能想到,推出一款新型袖珍通讯设备,会对全球石油行业构成“生死攸关”的威胁?

但确实就是现在的智能手机。理解新技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是理解颠覆性的关键:新技术不仅如何迅速占据并影响发展它们的行业,而且影响其他部门、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本身。

比如,为什么iPhone会在2007年出现? 为什么不是2005年或2009年? 答案很简单:它建立在一系列底层技术的基础上,其中的每项技术都需要发展到可以生产出售价600美元的智能手机的地步。每种技术的成本和能力(尺寸、重量、可靠性和功能[1])都需要达到这样的水平,当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导致的产品既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又足够便宜,使他们愿意购买。

技术融合

21世纪初,随着销量的增加、竞争的加剧、资本和创新的投资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性能,每种技术都受益于各种市场的改进。单是成本是不够的,因为某些关键技术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或应用不够广泛,例如,模拟(1G)和数字(2G)网络不能运行智能手机,因为数据通信是通过电话进行的,传输速度太慢。GPRS技术(2.5G)的引入,允许数据随时发送,解决了这些问题,显著提高了传输速率。与此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2007年“触屏”运行良好。随着传感器、处理能力强和能量密集高的锂离子电池的就位,是“拼图”中的最后一块,也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些技术中的任何一项达到成本和性能的门槛,iPhone就不会如此具有颠覆性。它是通过技术融合产生的:关键技术在特定时间点汇聚在一起,从而以具有竞争力的成本创造出全新的产品或服务。因此,苹果在2007年推出第一款智能手机,并非巧合;谷歌也在同年推出了Android(安卓)操作系统。2005年,不可能有600美元的智能手机;2009年,这条“船”已经启航。

指数S曲线的适用性

这款智能手机在2007年推出后,销量飙升。到2017年,也就仅仅10年后,随着智能手机的市场渗透率超过80%,它们的价值超过万亿美元。采用是非线性的,并遵循S曲线:在所有的技术颠覆中,速度一开始看起来很慢,因为一个新产品的市场渗透率不到1%-2%;而后达到一个临界点;然后加速通过指数阶段,直到产品接近市场的80%。此后市场饱和,增长放缓。

iPhone的巨大成功令大多数业内人士感到意外。黑莓手机制造商RIM、当时的联合首席执行官吉姆•贝尔斯利(Jim Balsillie)预测,这对他的业务影响微乎其微,他认为iPhone只是“已经非常繁忙领域的又一个新进入者[2]。”

微软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甚至更直率,“iPhone不可能获得任何显著的市场份额。没有机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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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美国2007-2016年手机市场的智能手机份额(百分数)

许多投资者也对此深表怀疑。万亿美元投资基金的资本集团(Capital Group)让人想起当时流行的《哈利·波特》丛书,它说,“iPhone的价格意味着它‘缺乏创造神奇业务增长的能力……iPod(苹果音乐播放器)的古老魔力在这里无法实现。[4]’媒体也不相信,PC杂志、TechCrunch和彭博社发表文章说,iPhone成功的希望很小或没有希望。MarketWatch甚至发表评论文章,建议苹果“拔掉接通iPhone的插头”或“在竞争激烈的业务中冒有损声誉的风险[5,6]”。

诺基亚(Nokia)和摩托罗拉(Motorola)等手机行业的颠覆者,在推动下一波颠覆浪潮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但只是他们没有预期发生得这么快。在2013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时任诺基亚首席执行官的斯蒂芬•埃洛普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但不知怎么的,我们输了[7]”。

局外人引领

苹果和谷歌都不是手机制造商。事实上,这两家公司都没有任何电信市场的专业知识。著名的诺基亚、黑莓和摩托罗拉等行业巨头,都被新兴的智能手机打了个措手不及。通常情况是这样的,颠覆者来自核心市场之外。想想那些现有的制冰机、捕鲸船、马车或照相机的制造商,没有一个能颠覆他们自己的行业。受保护现有产品套件所“累”,被锁定在现有的商业模式、思维过程、文化和激励结构中,相对于颠覆性的创新,现有企业更倾向于渐进式进步,很难快速开发,采用全新的产品架构、业务模式或成功的指标。

级联效应

技术融合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而智能手机创造了一个非凡的机遇期。2007年初,苹果的市值约为700亿美元。到2020年,该公司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8] 。但智能手机创造的巨大的可能性,远远超出手机市场的狭窄范围。互联网已经“移动化”了。这种小型手持设备不仅催生了新产品和服务,还有新的商业模式,颠覆了更广泛经济领域的一个又一个部门。从音乐、银行、新闻、餐馆,到导航、零售、教育和旅游等行业,都发生了转变。

智能手机的出现,同时还引发了令人震惊的价值损失。作为当时最大的手机制造商,诺基亚的市场份额从2007年第四季度的51%下滑到五年后的不到3%,净销售额暴跌75%[9,10]。这个曾经无处不在的品牌,现在几乎消失了。和创造价值一样,价值的“毁灭”也从一个部门扩散到另一个部门。随着智能手机装上摄像头及其品质的改进,独立的相机(包括数码相机和电影市场之外的相机)基本上成了累赘。尽管拍摄的照片数量激增,但昔日占主导地位的相机制造商(胶片和数码相机)及其价值链,实际上遭到“毁灭”。MP3播放器、GPS导航设备和掌上游戏机也是如此。

然而,智能手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随着智能手机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沟通、交友、联系方式和管理,扩大了我们个人和职业的网络,社交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找工作、上班、购物和娱乐的方式,几乎在一夜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交媒体的到来,甚至有更大的变革作用,完全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人们首次可绕过传统的新闻和分析来源,创造自己的“产品”,并通过点击一个按钮与数十亿人分享。约会完全改变了:在网上认识的异性恋夫妇的比例,从1995年的2%上升到2017年的近40%[11]。

在发展中国家,智能手机的影响甚至更大。手机网络超越了昂贵的(现已过时的)固定电话基础设施,使大量人口第一次能使用电话和通信。智能手机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利用银行和贷款、商业信息、教育和娱乐,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数十亿人的生活瞬间发生改变。

所有这些新用途引发了强大的力量(反馈循环),刺激了对智能手机的需求,而在经典网络效应中,每个新用户为所有现有的用户创造了更多价值。这有助于推动需求、投资和创新的增长,规模经济则推动成本的降低。

意想不到的后果

智能手机市场的爆炸式增长,也有助于推动降低成本,提高各基层技术的能力,使之进而以不同的方式融合,颠覆其他、显然不相关的经济部门。

“叫车”(ride-hailing,打车服务)是一个例子,多亏智能手机,使”叫车”成为可能。Uber(优步,成立于2009年)、Ola(印度,2010年)、Lyft(美国,2012年)和滴滴(2012年)在各自国家的出租车市场上占据了巨大份额,提供了更便宜、更方便的乘车服务。老旧的监管模式、颁证或昂贵的牌照往往束缚已有的“出租车”运营商的发展,一直不能做出响应,只能沦为自标“空车”(Free Now)式的“叫车服务”。

到2016年,也就是Uber在旧金山的一间公寓推出7年后,其预订量已经超过整个美国的出租车行业[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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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1-2017年,印度手机和固定电话的用户(每100人)

但叫车服务只是“颠覆交通”的一个方面。 锂离子电池成本高,最初也是由消费者电子行业、而后是智能手机市场推动的,意味着电动汽车(EV)现正在颠覆高端汽油车市场,并即将颠覆主流市场。 例如,全电动的特斯拉Model 3,现在是美国最畅销的汽车之一[14] 。

与此同时,自动驾驶汽车(AV)的开发也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谷歌公司也是“异花授粉”(cross-pollination),创造了第一个能运转的AV,而且正在帮助引领这个市场的发展,也是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领导者。得益于智能手机颠覆的优步和滴滴等全球叫车公司,也投资数十亿美元,开发自动驾驶技术。

叫车、自动驾驶汽车和电动汽车的融合,即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交通方式,称为“运输即服务”(TaaS),本质上就是机器人出租车。它比拥有汽车便宜得多,每英里的成本降到1/10,每年能为普通美国家庭节省5600美元以上(详见《反思2020-2030年交通运输》报告),并引发汽油车、公共汽车、货车和卡车市场快速颠覆。

但是,内燃机(ICE)汽车的崩溃,不仅仅是因为自动驾驶电动汽车(A-EV)的成本大幅降低,智能手机也颠覆了个人拥有汽车的价值。在过去,汽车是约会的必需品,但现在情侣们在网上认识。在过去,我们需要汽车去餐厅或购买食物,但今天许多公司,如亚马逊、“Uber Eats”,和GrubHub把新鲜农产品和即食食品送到我们的前门。在过去,我们需要汽车去看电影,但现在像Netflix和Prime这样的流媒体服务每月有数以万计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供订阅,费用不到一张电影票的价格。信息技术已经消解和颠覆了汽车的价值流,包括实用的和情感的,以至于个人拥有的汽车正从资产变为“债务”。

在复杂的因果链中,智能手机给关键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赋能,不仅会扼杀内燃机车和个人汽车所有权,还会扼杀给它们提供燃料的石油行业。这种孤立的、线性的、机械的思维模式指出,智能手机创造了一种“应用软件经济”,也颠覆了电信业,而这是个真实但狭隘且危险的不完整的评价。在现实中,智能手机、云计算、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正在融合,招致两个以石油地缘政治主导的、价值数万亿美元、有百年历史的行业与政治、金融和工业文明一起,迅速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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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纽约市“叫车服务”市场2010-2019(乘用车/月)

Data source: New York City 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

2 20世纪汽车怎么改变了社会

技术融合

这种模式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汽车的诞生更是如此。19世纪下半叶,涌现了大量快速创新,关键技术的成本大幅下降。1867年,用贝塞麦(Bessemer)工艺生产铁轨的成本为每吨170美元,但到1898年,成本已降至每吨15美元[15]。1876年,奥托(Otto)开发了内燃机,与此同时,美国石油的早期发现和炼油技术的发展,导致低成本燃料的充足供应。橡胶的硫化(1844年)和充气轮胎(1887年)的发展一起,取代了铁轮和木轮,因为它们承受不了内燃机传递的力。

所有这些技术都为新的交通方式创造了可能,随及1887年德国出现第一批汽油汽车,随后美国于1893年出现同类的汽油汽车。早期的汽油车与电力和蒸汽动力的替代品竞争,10年之后,汽油车的成本和性能才达到真正具有颠覆力的地步。

这个过程的关键是装配线。1890年,一个熟练的屠夫在农场花费8-10小时屠宰并处理一头牛,芝加哥肉类加工厂35分钟就能完成[16]。使这成为可能的创新是移动式屠宰线,在线上屠杀、屠宰、加工和包装各种动物产品,然后装入铁路车厢快速高效地运往全国各地。亨利·福特(Henry Ford)重新思考并翻版了这种模式,变为移动式汽车装配线,把制造时间和成本降低了一个数量级。

1908年推出的福特T型汽车,功率-重量比是1885年奥拓内燃机的54倍[17],价格为825美元(约每马力41美元)[18]。当时,一辆马车和两匹(低端)马的价格约为820美元(每匹马力约410美元),意味着T型汽车的性-价比是主流交通工具的10倍[19]。这种汽车在其他方面也很优越,包括行驶速度、可携带货物的数量,以及每天能行驶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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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坎卢普斯(Kamloops)驿站的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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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07-1916年,美国新汽车的平均价格(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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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汽车与马的市场份额(%); 汽车与马车的市场规模,(百万美元)

指数S曲线的适应性

需求激增。汽车销量从1905年不到5%,增长到1925年的95%以上。采用沿s曲线进行,1910-1920年10年期,市场渗透率从11%上升到81%,几乎与智能手机主导市场的时间完全相同。不过,汽车的这个增长,不仅取代了马车的销量,还创造了全新的运输市场,而后者以前并不存在(见图5,右图)。

这款车的性能不断提高,价格也在迅速下降,广泛采用是主要原因。主要是资本和创新投资增加以及需求上升,规模经济驱使生产成本下降。商业模式创新如汽车金融,使汽车更容易购买;市场也扩大到中产阶级,他们热切希望有辆汽车——到1926年,仅仅7年后,2/3的汽车是赊购的[20]。在良性循环中,市场规模扩大吸引了更多的投资、更多的人才和更多的竞争者,也带来更多的创新,驱动成本进一步降低,使更多的人买得起汽车,导致销量增加。

随着需求增加,市场以可预测的方式做出反应和适应,企业家、供应商,甚至政府都争相利用新的机会,投资资金大量涌入。在这些新工业周围建起基础设施,公路建筑业迅猛发展,石油工业腾飞,加油站(1905年建第一个)也陆续铺开,1920年有1.5万个,1930年达到12.4万个[21]。

实际上,汽车工业是在循环往复的良性循环中建造自己基础设施的。如内燃机为土方工程(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平地机和铲运机)、道路工程(铣床、铺路机和夯实机)和起重机械(塔式起重机和拖拉机起重机)提供动力,进一步加速变化[22]。

政策创新也沿着s曲线行进。美国俄勒冈州1919年2月首次征收汽油税;短短6年时间内,美国91%的州也开始征收汽油税。在10年内,美国的每个州都对天然气征税(见图6)[23]。

尽管1900年,汽车似乎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快速普及还是发生了。当时,内燃机正在与蒸汽和电力等其他技术竞争。汽油汽车不仅昂贵而且不可靠;美国几乎没有铺好的道路;石油工业还处于初期阶段,没有加油站(移动马车为早期汽车带来汽油和煤油)。也没有任何真正的制造能力或供应链。还没有制定交通规则,几乎没有人会开车,这些致命的组合导致许多交通事故。后来,人们呼吁限制甚至禁止使用这种“致命”的新发明。

公众舆论迅速而戏剧性的转变是另一个关键因素。1900年,人们普遍对汽车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们昂贵、不可靠、危险。另一方面,人们熟知、信任,甚至喜爱马匹和马车,几乎没有人想象世界能没有它们。 但随着汽车变得越来越显眼、可靠,怀疑变成了迷恋,然后是渴望。相反,值得信任的马,越来越视为过时、肮脏和陈旧了。公众观念上的这种变化是变革的强大加速因素,尽管“现职者”积极抵制,变革还是发生了。

结果证明,所有这些障碍是变量,而不是常量,消失得非常之快。因为供给、需求和监管等驱动因素不再充当采用的“刹车器”,而是“加速器”了。看起来像是路障的,不过是“减速带”而已。今天在电动汽车(EV)和“运输即服务”(TaaS)的叙事中,看到了这些“障碍”的回声。

专家们看不到这一点

“美国是个爱马的国家……机动车在这个国家广泛使用值得严重怀疑。”

——利平科特(Lippincott)杂志,1903.[24]

“我不认为引入汽车会影响骑马。”

——英国议员斯科蒂·皮蓬(Scott-Montague)先生,1903.[25]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乘坐着由野兽拉的交通工具旅行,为什么理性的人会认为未来会有所不同呢?”

——运输月刊,1904.[26]

甚至在1912年,人们还认为这种车只对高端马车市场构成威胁:“尽管这种转变让受影响的公司感到痛苦,但观察家感到欣慰的是,高档马车在交易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这儿损失几乎不会危及整个行业。”

——美国运输协会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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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美国各州征收汽油税(%) (Data source: U.S. ACIR)

级联效应

就像智能手机一样,汽车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也是正面的。不仅仅是“一对一”的技术替代,而是完全不同的交通系统,开辟了非凡的可能性。经济效益几乎不可估量,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经济是建立在汽车及其附属产业上的,其影响遍及更广泛的社会。

20世纪30年代,七分之一的美国人从事与汽车行业有关的工作。例如,1910-1920年间,存车处(garage laborers)的人数增长600%[28]。汽车保险、金融等全新行业应运而生。汽车引入购物中心,改变了零售行业的结构。钢铁、石油和橡胶取代了铁、动物饲料和木材,对原材料的影响同样深远。在短短10年,汽车行业从钢铁的小买家成了主要消费者,需求飞涨,从1910年的7万吨上升到1920年100万吨[29]。钢铁行业增加投资,进一步推动成本下降,带来某些创新,比如不腐蚀的不锈钢,为外科植入物、食品和饮料设备以及建筑应用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汽车行业还通过提高收入,在美国中产阶级增长中发挥了更直接的作用。1914年,福特把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一倍,引起整个行业乃至更广泛的震惊。两年后,该公司的利润翻了一番,在七年内占据了美国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事实证明,吸引和留住人才的举措是一招妙棋。亨利·福特后来说,“每天8小时工作支付5美元,是我们做过的最好的削减成本的举措之一。[30]”很快,全国的工业都在效仿福特。

但是,与这种非凡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价值毁灭”。马车运输行业几乎“全军覆没”,1890年美国有1.3万家马车制造商在运营,到1920年,只有少数人还在做此生意[31]。1910-1920年间,这些行业在役的马和马车同样遭受重创,美国马夫的人数减少70%[32]。现有的价值链也遭受重创,1915年,美国22%的农田(约9300万英亩)和8000万英亩牧场用来喂养马和骡子。到1960年,除了500万英亩以外,其余的土地都释放出来供其他用途,主要用于饲养肉牛和奶牛[33]。

结构逻辑框2. 系统动态:反馈环路

制动因素

供给、需求和监管,为采用新产品和服务提供强有力的制动。现有体制受基础设施建设沉没成本的保护,从大的规模经济和投资受益,也得到经常围绕它的设计立法框架和政策的支持。公众舆论支持现有体制,因为消费者习惯了,经常依附于一种产品或服务,对其他选择持怀疑态度。价值链是成熟的。这些都有助于“原地”锁定“现有体制”。

变革的前景也可能引发现有企业、工人、工会、政府和消费者的抵制。企业通常会遵守“在位者”的“剧本”,包括游说建立监管屏障,保护市场;通过伪科学或散布恐慌,制造对新产品或服务的怀疑,其中可能包括收买和谋杀颠覆者。

在颠覆的早期阶段,这些“制动机制”会给变革带来强大的阻力。然而,随着成本和能力的提高,新产品和服务变得越来越有颠覆力。制动机制开始“弱化”。

加速因素

采用新产品和服务,释放出强大的系统动力,会加速颠覆的过程。这些加速因素推动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成本、能力和舆论)、供应(生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和监管(政策和税收),但也可能导致现有行业毁灭。

加速因素还包括网络效应,即需求增加会增加网络的价值,推动需求进一步增长以及反弹效应,即成本下降导致需求增加。它们还包括“递归”(recursion),即用来开发基础设施的技术获得支持。

它们可能引发非线性效应,包括成本和能力的指数级的改进、新产品和服务s曲线的适用性,以及旧产品和服务的“死亡涡旋”。可以把 这些加速因素视为采用的主要(一阶)的驱动力。

涟漪效应

颠覆很少局限于单一行业或部门。相反,它们的效应会波及、深刻影响系统的许多其他部分,包括个别部门(供应、制造和分销链,以及基础设施)、其他部门,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和生物物理系统。这种影响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原有行业内的颠覆。这种涟漪反应,可以看作是颠覆的次要(二阶)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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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后果

但汽车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它的引入导致建筑环境的巨大变化,围绕这种激进,创新设计了住宅、村镇和城市的新交通形式。它改变了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也改变了我们建造学校、商店、医院和工厂的地方。人们第一次大规模地从城镇搬到郊区,需要汽车上下班[34,35]。与此同时,汽车餐厅、电影院、购物中心和大型商店都成了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汽车在我们的文化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帮助推动了性革命的第一阶段,因为年轻人找到了摆脱父母控制的新方法,同时给了所有年龄段的人更多的独立和机会。实际上,驾照考试已成了青少年的“文化仪式”,从童年到成年的新标志。汽车旅游为新的、流动的美国人打开了整个国家的大门,“自驾游”和“乡村大道”进入美国词典。汽车露营成了一项受欢迎的活动[36]。国家公园和汽车,这两个相对新的概念,使彼此的成长、受到欢迎的程度和文化,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的汽车公司甚至对这个国家20世纪的军事统治做出巨大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福特将42家国内工厂转产为其他盟国生产战争物资和军事装备[37,38]。的确,汽车帮助改变了国际关系,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崛起,通过它在石油和汽车工业主导地位,获得了支持和扩充。所有行业都能感受到这种新型交通运输业带来的生产力效益,巩固了美国在其他市场的领导地位,推动整个20世纪的移民和投资水平,进一步加速了美国的增长和创新。

汽车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也正因如此,从一种“好东西”变成了一种必需品。为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充分参与生活,需要使用这种新式交通工具。随着经济、文化、建筑环境和治理结构与汽车工业的共同发展,变得越来越“固步自封”。经历了最初几年的爆炸性采用之后,我们看到过去百年间产品的长期增量改进,而在价值链、商业模式和市场结构方面,基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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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福特汽车公司,高地公园,1913年

结构逻辑框3. 部门层面的改变

人类系统的变化模式具有“分形特征”(fractal quality)。在经济的每个部门也可看到同样的模式,即长期渐进式变化中夹杂着快速的颠覆。在部门内,技术能力可以提高,地理范围也可以扩大,但就价值链(生产、供应和分配)、基础设施和监管而言,系统的结构大致保持不变。例如,在过去100年里,交通和能源系统的结构基本上保持不变。然而,偶然情况下,各种因素的融合会引发“相变”。

» 现有的系统,通过各种抑制因素抗拒变革,保持稳定。这些拟制因素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弱化。

» 各种技术成本和能力的改进与融合,能使颠覆性的新产品或服务超越现有的对手,更具竞争力。

» 尽管存在各种障碍,包括强烈抵制变革和根深蒂固的体制,但颠覆会很快的发生。这种屏障不是常量,而是可变的。

» 采用是非线性的,遵循s曲线。它是影响产品的成本和能力、需求、供应和监管条例加速反馈驱动的。

» 现有行业的经济毁灭发生初期,新的颠覆性行业还没有成熟,而且其影响往往与变化的规模不成比例。杠杆作用(包括财务和运营)意味着需求的小幅下降可以使一个行业破产。这种市场“创伤”就像一场森林大火,只需在体系中做出一个小小的改变,就会迅速而残酷地摧毁旧体系,而新体系或许要数年时间才能出现。

» 颠覆因素往往来自现有行业的外部。在位者的心态、激励、实践和商业模式常使现有的企业对新的现实“视而不见”。他们在旧模式上加倍下注,而不是创造新的模式。

» 线性的、机械的、封闭的思维方式,使我们无法提前看到颠覆的速度和程度。

» 颠覆代表各种“相变”,它们不仅是技术的“同类替代”(“其他各种因素保持不变”)。 它们给新的商业模式、指标和激励措施赋能。在价值链结构、价值传递方式(商业模式),驱动消费者(需求)、生产者和投资者(供应)以及政策制定者(监管)的指标和激励方面,新系统可能与旧系统有根本性的不同。

» 颠覆贯穿价值链、相关部门、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开启了各种可能性。基础行业的颠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不仅波及经济,而是整个社会。这种影响可以作为反馈循环,影响各种技术的成本和能力,以及系统的其他方面,是颠覆的次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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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纸版图书怎么使欧洲取得突破

15世纪欧洲引进一种新技术产品,从中也可看到同样的模式,但其后果更为深远。

图书印刷引发的颠覆级联浪潮持续了几个世纪,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在其中的位置。这是技术进步的第一波浪,给工业革命赋能,导致一个全新的生产系统和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以组织和管理社会。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创造了新的、非凡的可能性,需要用新的方式理解和阐明这个世界。

在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中,图书印刷既是15世纪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原因,也是变革的结果。近千年来,黑暗时代的无知、教条和贫穷战胜知识、理性和进步,给欧洲蒙上了长长的阴影。但在这看似无望的荒凉中,曙光开始出现了。

随着贸易路线逐渐重新开放、思想的发展和传播,以及南欧城市国家再度繁荣,贸易开始缓慢繁荣起来。商人阶层和发展中的大学手中,越来越多的资金帮助培养了新的对知识和创新的渴望。地中海地区再次成为当地思想和概念发展的大熔炉,而这些是早期重新发现并从东方引进的(这里保持了较高水平的技术能力和社会复杂性)[40]。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对思想和人才日益开放的吸引,到1500年,大约5000名希腊知识分子迁移到威尼斯[41]。他们带来了世俗的学术、知识和思想,定义了欧洲的新身份,带来了持久的变化[42]。结果是,从12世纪开始,欧洲出版的手稿数量剧增,由此产生了对信息和知识的进一步需求,而僧侣们几乎无法跟上这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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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6 -15世纪西欧手稿的数量 (Data source: Buringh, E., & Van Zanden, J. L., 2009)

这个背景很重要而且并非巧合,在欧洲图书印刷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而几个世纪前在中国和朝鲜的影响却很有限[43]。这些社会不仅没有陷入黑暗时代,因此也没有看到对书籍需求的激增;而且他们的书写系统很复杂,几千而不是几十个字符,意味着图书印刷没有提供真正的经济或手稿的时间优势。此外,欧洲有数百个国家(城市、共和国和王国)在贸易、技术和人员方面进行竞争,而中国没有这种竞争[44]。因此,新技术本身不是决定性的,还需要正确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条件,才能蓬勃发展。对于图书印刷来说,欧洲提供了这种环境,不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东方。

技术融合

技术融合再一次成为催化剂。羊皮纸由绵羊、山羊、母牛和其他动物的皮制成,是整个中世纪欧洲抄写员使用的主要技术。但羊皮纸非常昂贵,制作一本圣经需要200多只羊[45]。12世纪,伊斯兰商人把造纸术这种新技术从中国带到欧洲;到15世纪,这种新技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羊皮纸。第一个关键技术已经到位,但油墨技术、冶金技术和机械加工技术的进步,导致金属、可移动字体的发明,是使印刷机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同样,技术在不同领域的交叉传播也关键,第一台印刷机是改良的葡萄酒压榨机,通常用于压榨葡萄和橄榄。所有这些技术,在15世纪50年代随着古腾堡印刷机的发明,结合在一起。

它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现在一页书只需几分钟就能打印出来,比手写稿快200倍(不包括排字的时间)[46]。1454年,古腾堡工场生产出了第一份纸质《圣经》,成本为30弗罗林( Florins),只有一本手稿的1/10[47]。竞争、技术进步和规模,进一步压低了图书价格。到1483年,印刷成本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佛罗伦萨的Ripoli出版社对柏拉图的《对话录》印刷1025册,只收三个弗洛林,而抄写员每册要收一个弗洛林[48]。

指数S曲线的适用性

印刷机本身在欧洲迅速传播开来,部分原因是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暴力。就古腾堡在美因茨(Mainz)印刷第一本圣经后几年,这座城市被洗劫[49]。它的技术熟练的印刷骨干收拾行囊,主要去了意大利的城市,如罗马、维罗纳、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那里的大学渴望出版和消费知识[50];但也去了里昂、巴黎和瓦伦西亚[51]。图书产量呈指数增长,从15世纪的500万册增长到18世纪的10亿册;价格也随着技术和生产过程的改进,持续下降。个人第一次买得起图书了。这导致读写能力大幅提高,从而促进了图书销售,并使新思想和观念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级联效应,意想不到的后果

图书激发个人反思和抽象思维,从而催生了个人主义,最初在欧洲西北,当时的经济强国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边缘地区[52]。几个世纪以来公认的智慧很快被推翻。教会和国家开始失去对信息获取的控制。如今,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改革家的思想可以更自由、更广泛的在人群中传播,在整个欧洲,帮助宗教改革运动获得动力。印刷术对彼特拉克(Petrarch)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如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等的思想传播也起了重要作用,而这些思想反过来又为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奠定了基础。这个信息革命,使科学、技术、哲学和艺术不断发展,也促进了思想的发展和传播。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约翰·洛克(John Locke)、伽利略、笛卡尔、达尔文等人找到了理解和阐明物理世界的新方法,发展了科学方法,为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新机械化生产系统奠定了基础。随着这种非凡的技术进步,出现了组织和管理社会的新方式(新的组织系统),因为社会各界破坏或超越了中世纪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更适应新兴的可能性。

经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取代了宗教,成为一种更有效的解释世界的方式。由于新兴的生产体系需要更大规模和范围的竞争,城市国家合并成民族国家。民主取代了君主政体,教会与国家分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推翻了封建制度和物-物交换经济,个人获得了自己努力的回报(新的社会契约)。因此,图书印刷是第一波技术进步,帮助欧洲大大提高了它的社会能力,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文明。

组织系统

“组织系统”包含流行的思想、信仰系统、神话、价值观、抽象和概念框架的模型,有助于解释世界如何运作。它由政治、社会和经济系统组成,包括监督、影响和管理社会的治理机构、体系和文化,并提供各种激励(强制和奖励),驱动个人和群体的决策、行动和信仰。

这在西方体系中,体现在诸如经验主义、世俗学术和科学方法、个人权利、政治民主、民族国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社会契约等概念中,我们用劳动换取资本,并期望得到某种最后的安全回报。这些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模块,每个模块的发展影响其他模块的效力和演变。

成功的组织系统能够提高社会能力。也就是说,它们帮助社会捕捉技术开放带来的可能性,并为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创造条件。它们通过“推动”(法律、法规、权力)和“拉动”(激励、欲望、敬畏)创造必要的社会稳定,从而使更高层次、更复杂的文明成为可能,进而导致进一步的创新、竞争优势、军事能力、繁荣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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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组织系统的共同进化

随着文明进化出越来越大的技术能力,并能借以在更大规模、范围和复杂性上运作,需要同时进化出越来越大的组织能力。因此,组织系统与当今的技术共同进化(共同构成生产系统),即创造各种条件,使技术进步与其自身演进受到在其指导下发展的各种技术的影响。

组织系统的演进方式类似生物有机体,最适合特定时代或地方的经济、技术和地理条件下繁荣并被复制。通过模仿或征服,以复制、粘贴和适应。组成组织系统的各种元素不应该看作是机械部件,而应该看作是相互作用和相互重叠的子系统。在任何时代或社会中都没有“正确”的组合,每个方面的进化和发展的组合都不是计划或设计的,而是通过实验(尝试和痛苦的错误)和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自组织)。

地理也在关键资源的可获得性方面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土壤肥力、淡水、能源、材料以及贸易和军事能力的运输路线。地理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也取决于一个时代的技术能力,早期文明可能取决于土壤的肥沃程度和周围自然资源的可得性,而拥有更先进的交通和能源技术的文明,则可以摆脱这些限制,获得更遥远的肥沃土壤和材料。例如,罗马,埃及、腓尼基和巴比伦等地中海帝国的一潭死水,远离肥沃的新月地带,发现自己位于地中海盆地的中心,因为大型划船和帆船以及道路和桥梁的建造得到发展,让他们有机会进入更大的区域去获取,控制和影响。

因此,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能决定任何社会的能力或相应的竞争力,组织系统和地理也至关重要。现有的最佳组合决定了赢家,例如,1万人的文明需要与10万人的文明非常不同的系统,而10万人的文明需要与100万人的文明完全不同的系统。

虽然技术能力决定任何文明的潜力(“能力边界”),但组织系统决定一个社会(就其社会能力而言)与这种潜力的接近程度。这取决于组织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强迫或鼓励生产力和技术创新,使全社会能够作出最佳决策,并管理、控制、治理和影响其全体居民。这种影响今天也很明显,因为尽管全球都有技术,但由于组织系统的适应性较差,美国社会的能力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没有匹敌。即使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可能存在差异。例如,硅谷等地区的组织系统就像19世纪的纽约一样,在提高技术能力方面远比美国其他地区更有效。

系统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本质上扩大了它们能够发挥作用和繁荣的条件范围,但它们的适应能力在速度和规模上都是有限的[53]。从历史上看,社会能力的根本变化只发生在文明崩溃或新文明突破的时候,那时出现新的组织系统,以取代不再能足够快地适应技术能力数量级改进的那个组织系统。

组织系统是人类构建的,但它们的要素可能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无可争议,不可改变。在今天的美国,几乎没有人会质疑民族国家、代议制民主或个人权利的概念,就像对君权神权、地心说或“哲人之石”的信仰不受挑战。然而,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组织系统的要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曾经认为,这些要素是最基本的要素。

结语

在中国,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颠覆”是个贬义词,有点“大逆不道”。本文所谈“颠覆”,是“颠覆式科技”或科学技术上的“颠覆”,着重科技重大突破在打破“沉寂”,推动社会、生活发展方面重大价值。如果说成科技“突破”,或许不会引起那么“普遍”的反感和“猜忌”。

读《重新思考颠覆》,感触最深的是12世纪,伊斯兰商人把造纸术从中国带到欧洲,后来和古腾堡印刷机的发明结合在一起,成为欧洲技术进步的第一波浪,其颠覆级联浪潮持续了几个世纪,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15世纪社会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原因”,而且其后果更为深远。作者认为,“图书印刷是第一波技术进步,帮助欧洲大大提高了它的社会能力,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文明。”

读这个部分,很容易、更“不由自主”地想到近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与进步。改革开放、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使中国逐渐赶上、在某些方面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另世界瞩目!中国在5个基础技术领域,4个领先世界水平,能否领先进入“自由时代”?

现在是:

— 智能手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社交媒体的到来,甚至有更大的变革作用,完全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人们首次可绕过传统的新闻和分析来源,创造自己的“产品”,并通过点击一个按钮与数十亿人分享。

— 信息技术已经消解和颠覆了汽车的价值流,包括实用的和情感的,以至于个人拥有的汽车正从资产变为“债务”。

— 在现实中,智能手机、云计算、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正在融合,招致两个以石油地缘政治主导的价值数万亿美元、有百年历史的行业,连同政治、金融和工业文明一起,迅速终结。

— 随着我们进入人类历史上最具颠覆性的十年,每个经济部门都处于瓦解的边缘,倘若失败,事关重大。无论我们正在规划投资、教育、社会和环境政策,还是基础设施支出,狭隘的线性思维使我们看不到新出现的可能性,看不到即将到来变化的步伐和规模,社会正蒙住眼睛朝着未来疾驰。

但,这些都是“成长的烦恼”。世界是平的。过去中国影响了世界,现在世界在影响中国,进而相互影响与推动。科技在引导人类脱离“愚昧”,迈向文明中起着关键作用。“新技术本身不是决定性的,还需要正确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条件,才能蓬勃发展”。

资料与注释:

I James Arbib & Tony Seba,Rethinking Humanity—Five Foundational Sector Disruptions, the Lifecycle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Coming Age of Freedom,RethinkX, June 2020

1 Capabilities can be thought of across many dimensions. For example, improvement in computer processing is usually measured in number of transistors per unit of space (inch). But these transistors also improve in speed, so improvement in processing power is a combination of both. Size, speed, and also durability are all relevant measures. Lithium-ion batteries improve in cost/kWh stored, but also in energy density, charge times, and lifetime. While the cost curve measures only $/unit of storage – the other measures of capability are also relevant. A cheap battery that is huge, for example, would be of no use for a smartphone.

2 Fiegerman, S. (2012, June 29). The Experts Speak: Here’s What People Predicted Would Happen When The iPhone Came Out… Business Insider. Retrieved from here.

3 Lieberman, D. (2007, April 30). CEO Forum: Microsoft’s Ballmer having a “great time.” USA Today. Retrieved from here.

4 Marsel, K. (July 30, 2007). Analyst: iPhone is Harry Potter “squib” of cell phones. AppleInsider. Retrieved from here.

5 Dormehl, L. (2017, June 26). “Apple should pull the plug”: 10 iPhone predictions from 2007. Cult of Mac. Retrieved from here.

6 Mainstream analysts and consultants should have learned from the recent major telecoms disruption. When hired by AT&T (then the largest telecoms company in the world) in 1985 to predict the size of the mobile market by the year 2000, McKinsey came back with an estimate of 900,000. The number was 120 million. It was out by a factor of 120. The consultant was not alone. Vinod Khosla, the Silicon Valley investor, looked at forecasts by major technology research consultancies between 2002 and 2010 and found they routinely underestimated growth in the mobile phone market by a factor of eight.

7 Gupta, R. (2016, May 9). Nokia CEO ended his speech saying: “We didn’t do anything wrong, but somehow we lost”. LinkedIn. Retrieved from here.

8 Macrotrends. (2020). Apple Market Cap 2006-2020 | AAPL. Retrieved from here.

9 Statista. (2013, July 25). Global market share held by Nokia smartphones from 1st quarter 2007 to 2nd quarter 2013 [Data File]. Retrieved from here.

10 Statista. (2020, February 27). Nokia’s Net Sales 1999-2019 [Data File]. Retrieved from here.

11 Rosenfeld, M. J., Thomas, R. J., & Hausen, S. (2019). Disintermediating your friends: How online da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places other ways of meet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36), 17753–17758. Retrieved from here.

12 Carson, B. (2017, April 14). Uber booked $20 billion in rides in 2016, but it’s still losing billions. Business Insider. Retrieved from here.

13 Damodaran, A. (2014, June 18). Uber Isn’t Worth $17 Billion. FiveThirtyEight. Retrieved from here.

14 Shahan, Z. (2020, January 19). Tesla Model 3 = 7th Best Selling Car In USA. Clean Technica. Retrieved from here.

1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Labor. (1909).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Table 224: Prices of Domestic Ir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trieved from here.

16 Bramley, A (2015, December 3). How Chicago’s Slaughterhouse Spectacles Paved The Way For Big Meat. NPR. Retrieved from here.

17 The 1885 Otto engine had a mass/power ratio of 270 g/W while the 1908 Ford Model T had a mass/power ratio of 5 g/W, an improvement of 54x. Smil, V. (2013). Making the Modern World: Materials and Dematerialization.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18 Gross, D. (1997). Forbes: Greatest Business Stories of All Time: 20 Inspiring Tales of Entrepreneurs Who Changed the Way We Live and Do Business.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19 RethinkX estimate.

20 Calder, L. (2001).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1 Jakle, J. A., & Sculle, K. A. (1994). The Gas Station in America. Baltimore, Marylan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from here.

22 Jamal, H. (2017, January 22). Road Construction Machinery – Uses of Road Construction Tools and Equipment. About Civil. Retrieved from here.

23 U.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1995, September). Significant Features of Fiscal Federalism: Budget Processes and Tax Systems (Report No. M–197). Washington D.C.: USACIR. Retrieved from here.

24 Kinney, T. A. (2004). The Carriage Trade: Making Horse-Drawn Vehicles in America.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5 Long, W. (1903, August 4). “New Bills: Motor-Cars Bill (Lords)”. UK Parliament.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4 (126). Retrieved from here.

26 Carri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04, April). The Carriage Monthly. (40).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Ware Brothers Publishing.

27 Carri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12, December). The Future of the Horse Vehicle. The Carriage Monthly. (48).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Ware Brothers Publishing. From Kinney, T. A. (2004). The Carriage Trade: Making Horse-Drawn Vehicles in America.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8 Edwards, A. (1943, June 30). Six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0, Comparative Occupation Statistic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30.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trieved from here.

29 Smil, V. (2013). Making the Modern World: Materials and Dematerialization.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30 Donlan, T. G. (2008, May 8). A World of Wealth: How Capitalism Turns Profits Into Progress.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Financial Times Press.

31 Kinney, T. A. (2004). The Carriage Trade: Making Horse-Drawn Vehicles in America.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2 Edwards, A. (1943, June 30). Six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0, Comparative Occupation Statistic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30.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trieved from here.

33 Olmstead, A. L., & Rhode, P. W. (2001).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The Impact and Diffusion of the Tractor in American Agriculture, 1910-196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3), 663–698. JSTOR. Retrieved from here.

34 In another reinforcing feedback loop, thanks to federal and military incentives, 83% of U.S.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1950s and 1970s took place in the suburbs as the suburban population grew from 36 million to 74 million people. Jackson, K. (1987, April 16).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Quoted from Poleg, D. (2019, October 31). Rethinking Real Estate: A Roadmap to Technology’s Impact on the World’s Largest Asset Class. New York,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Also, here: Locke, J. L., & Wright, B. (2019). The American Yawp: A Massively Collaborative Open U.S. History Textbook. The Affluent Society, II: Rise of the Suburbs (Vol. 2). Palo Alt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from here.

35 Nicolaides, B., & Wiese, A. (2017). Sub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45.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 American History. Retrieved from here.

36 According to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there were more than 2,000 free car camps by 1924. The same year, a single camp in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received over 100,000 auto camper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The Chicago Tribune predicted in 1929 that more than 5 million Americans would camp with their automobiles that year. Henderson, L. (2010). America’s Roadside Lodg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otel. Historia, 19, 23–43. Retrieved from here.

37 Craven, W. F., & Cate, J. L. (1984).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Men and Planes (Vol. 6).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trieved from here.

38 Ford built 6,790 B-24 bombers, 282,354 Jeeps, and 42,676 Army/Navy Cargo Trucks. It also produced 13,893 Universal Carriers for British Commonwealth nations. Jackson, D. (2020, February 27). Ford Motor Car Company in World War Two. US Auto Industry World War Two. Retrieved from here.

39 Linear forecasts, which ignore feedbacks and assume “all else remains equal”, are not credible representations of future possibilities. The scenarios they depict are not plausible and we urge readers confronted by them to be duly skeptical.

40The migration of Greek intellectuals to Europe (especially Italy) in the years between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1204) and the Ottoman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1453) was essential to the discovery and revival of Greek and Roman studies that led to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in humanism and science. How did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change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Daily History. Retrieved from here.

41 Byrne, J. P. (2017). The World of Renaissance Italy.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42 Examples of direct influence abound. John Argyropoulos’s students included Leonardo da Vinci, Piero di Cosimo de’ Medici, and Lorenzo de’ Medici, while Johann Reuchlin and Barlam of Seminara taught Petrarch. Copernicus learned from the writings of Besilius Bessarion. Matula, J. (2006). John Argyropoulos and his Importance for the Latin West. Philosophica, (7). Retrieved from here.

Hay, D. (1961)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ddu, A. (2010, January 25). Copernicus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Education, Reading, and Philosophy in Copernicus’s Path to Heliocentrism.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43 The first printed book was found in China dating from 868 CE. Daley, J. (2016, May 11). Five Things to Know About the Diamond Sutra, the World’s Oldest Dated Printed Book. Smithsonian Magazine. Retrieved from here.

44 For example, Christopher Columbus, a sailor from Genoa, became an explorer in Lisbon and, after being turned down by he kings of Portugal, France, and England, got funding from the queen and king of Castile, León, and Aragon (Spain) to sail West to bring back spices, gold, and silk from Asia. Mach, A. (2011, October 10). Christopher Columbus: Five things you thought you knew about the explor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Retrieved from here.

45 Kurlansky, M. (2016). Paper: Paging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46 Kovarik, B. (2015). Revolutions in Communication: Media History from Gutenberg to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USA.

47 Ibid.

48 Ibid.

49 The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Mainz.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Retrieved from here.

50 Kurlansky, M. (2016). Paper: Paging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51 Some of the first books printed in the French language were thanks in large part to German talent fleeing violence. Tucker, D. H., Unwin, P. S., & Unwin, G. (2017, November 15). History of publishing – The age of early printing: 1450–1550.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Retrieved from here.

52 Chase-Dunn, C., & Lerro, B. (2013). Social Change: Globalization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Present. Abingdon, United Kingdom: Routledge.

53 For example, an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a change in monetary system from the gold standard to fiat money, or an expansion of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to women or min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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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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